文献类型：期刊文章

作　　者：杨路明[1,2] 施礼[1,3]

YANG Lu-ming;SHI Li(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Yunnan,China;Business School,Yango University,Fuzhou 350015,Fujian,China;Kunming Company of Yunnan Tobacco Corporation,Kunming 650091,Yunnan,China)

机构地区：[1]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2]阳光学院商学院,福建福州350015 [3]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物流分公司,云南昆明650091

出　　处：《中国流通经济》

基　　金：2019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推动云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ZDZB201903)。

年　　份：2021

卷　　号：35

期　　号：3

起止页码：54-67

语　　种：中文

收录情况：BDHX、BDHX2020、CSSCI、CSSCI_E2021_2022、NSSD、RCCSE、RWSKHX、ZGKJHX、核心刊

摘　　要：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

关 键 词：“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 产业聚集  经济增长 外部性

分 类 号：F279.33[工商管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