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类型：期刊文章

作　　者：刘政[1] 姚雨秀[1] 张国胜[2] 匡慧姝[3]

LIU Zheng;YAO Yu-xiu;ZHANG Guo-sheng;KUANG Hui-shu(Faculty of Mangement&Economics KUST,Kunmin 650500,China;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Kunmin 650500,China;City College KUST,Kunmin 650500,China)

机构地区：[1]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2]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3]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出　　处：《中国工业经济》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设计及路径选择研究”(批准号18ZDA0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基于我国制造企业技术选择与创新激励的金融错配效应及纠正机制研究”(批准号71763015);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我国制造企业技术选择与创新激励的金融错配效应及纠正机制研究”(批准号2018FB108);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高地项目(C176240103)的资助。

年　　份：2020

期　　号：9

起止页码：156-174

语　　种：中文

收录情况：BDHX、BDHX2017、CSSCI、CSSCI2019_2020、NSSD、RCCSE、RWSKHX、SKJJZZ、ZGKJHX、核心刊

摘　　要：现有研究主要绕过组织来考察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效率,将组织变革视作“黑箱”,忽略了数字时代企业组织首先所要面临的数字要素冲击,并与数字化互为决定、相互牵引的演进逻辑。在数字时代,分析数字化如何直接作用于组织变革是理解数字与实体深度融合的基础条件。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将组织授权作为组织变革的重要特征,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对组织授权行为的影响及其核心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削弱高管权力、增强基层权力、诱使组织向下赋权。这说明数字化通过提升组织信息成本和削减组织代理成本的综合效应,促进了企业分权变革。进一步比较发现:数字化促进组织向下赋权的结论,在大企业、国有企业、高管政府任命以及承担较多政策负担的企业不显著,说明组织在结构、决策程序以及制度依赖上的惰性阻碍了数字与实体融合,而优化国有企业决策流程、减少政企直接干预、削减企业政策负担等都可以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变革。本文还从三类特定情形下的专用知识入手,验证了专用知识的空间获取条件、行业集聚特征以及企业内部高管能力甄别等,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诱使组织授权的调节机制和中介机制。本文政策含义表明应该重视经济系统内部专用知识的分布规律和转移过程,提升企业应对数字化冲击的组织应变能力,推动实体与数字的自发融合。

关 键 词：企业数字化  专用知识  组织授权  

分 类 号：F273[工商管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