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类型：期刊文章

作　　者：姚建峰[1] 喻凡[1] 甘家武[2]

YAO Jian-feng;YU Fan;GAN Jia-wu(Yunnan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e,Yunnan University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Yunnan,Chin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unnan University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Yunnan, China)

机构地区：[1]云南财经大学滇商研究院,云南昆明650221 [2]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云南昆明650221

出　　处：《西部论坛》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63055);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8JS320)。

年　　份：2020

卷　　号：30

期　　号：5

起止页码：113-124

语　　种：中文

收录情况：BDHX、BDHX2017、CSSCI、CSSCI_E2019_2020、NSSD、RCCSE、RWSKHX、核心刊

摘　　要：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关 键 词：高管薪酬 薪酬管制 第二次限薪令  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 在职消费 国企分类改革  

分 类 号：F276.1[工商管理类] F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