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类型：期刊文章

作　　者：刘峰[1,2]

LIU Fe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机构地区：[1]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

出　　处：《史学集刊》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政策化的批判研究”(18CSS024)的阶段性成果

年　　份：2020

卷　　号：0

期　　号：1

起止页码：110-120

语　　种：中文

收录情况：BDHX、BDHX2017、CSSCI、CSSCI2019_2020、NSSD、RCCSE、RWSKHX、核心刊

摘　　要：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关 键 词：日本  亚洲主义 “九一八”事变  斋藤内阁  

分 类 号：F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