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类型：期刊文章

作　　者：景跃进[1]

机构地区：[1]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北京100084

出　　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　　份：2014

卷　　号：28

期　　号：3

起止页码：13-14

语　　种：中文

收录情况：BDHX、BDHX2011、CSSCI、CSSCI2014_2016、NSSD、RCCSE、RWSKHX、核心刊

摘　　要：笔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用“社会治理”一词取代“社会管理”。这两种表述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且都与“治理”有关。事实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五十周年”大会，孟建柱在讲话中便使用了“社会治理”一词，而且据说他特地停顿了一下，提醒与会者注意不是“社会管理”而是“社会治理”。笔者的问题是，党的文件中的这种措辞变化是不是很重要以及《决定》中的“治理”一词意味着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笔者想借用吴国光的“文件政治”概念来说明这一点。为便于理解，可以设想一个作为理想类型的连续谱，其中的一个顶端是肆意而为的个人独裁，另一端是实行法治的民主政治，“文件政治”恰好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人独裁，它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来治理这个国家。文件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代表着统治集团的共识和集体意志。文件虽然不如法律那么刚性，但也不是随便而作。通常情况下，党的重要文件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是制定不出来的。确定文件主题、各种专题调查、起草之后的反复修改、征求各方意见……方方面面都要平衡。从功能替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过程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前，也就是说，功夫在会前已经做足了，会议本身更多地是一个形式，也是最后一道环节，给文件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明显不同。

关 键 词：社会治理 三中全会 社会管理 西方国家  学习  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政治  民主法治

分 类 号：D035[政治学类]